大蕭條（1929-32）是澳大利亞人民極度痛苦的時期。對許多人來說，這個時期開始于價格暴跌之前，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
即使在華爾街（美國紐約股票市場交易中心）發生破壞性股市崩潰之前，澳大利亞的失業率已經在百分之十左右。1929年10月的華爾街崩潰標志著整個工業化世界的嚴重蕭條的開始。
在澳大利亞失業后，失業率在1930年中增加了一倍多，達到21％，到1932年中達到高峰，當時有近32％的澳大利亞人失業。
一個促成因素是1930年英國央行的奧托·尼邁耶（Otto Niemeyer）爵士訪問澳大利亞，建議各國政府實施通貨緊縮政策。尼邁耶認為，工資必須“壓低”（即削減），使出口更具競爭力，并提高利潤。尼邁耶建議野蠻削減所有現有的社會服務。尼邁耶要求澳大利亞不要拖欠她對英國的國際貸款義務。這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分歧，導致新南威爾士州總理杰克·朗在拒絕履行貸款義務時被解雇。
什么導致了大蕭條？
大蕭條的最終原因仍然是經濟學家的辯論主題。盡管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崩潰決定了時機，但有幾個因素：
出口價格和銷售額下降
海外貸款下降導致政府資本支出減少
住宅建設下滑
當時，私人擁有的銀行控制著澳大利亞的貨幣政策，該國嚴重依賴向其他國家借錢以引進新的投資。當銀行拒絕透支到澳大利亞時，政府開始出售黃金儲備。
大蕭條對澳大利亞社會的影響是毀滅性的。沒有工作和穩定的收入，許多人失去了家園，被迫住在暖氣和衛生條件差的臨時住所里。
已婚婦女承擔更大的家庭負擔：做家庭仍然被認為是婦女的角色，即使婦女整天洗刷地板以賺取一些錢，她失業的丈夫仍然會期望她做飯，并保持房子訂購
年輕人更容易找到工作，但是這項工作未來的職業前景很差，很多年輕人在16歲，18歲或21歲時被解雇
在大蕭條時期，許多澳大利亞人對政府代表的能力失去了信心。由于大規模的民眾不滿，一些激進或極端主義組織的力量和知名度越來越高。
在政治上的左派共產主義者中，社會主義者，工人和失業者組織積極反對強迫家庭驅逐，而新衛隊這樣的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組織則享有增加的政治權利。
在澳大利亞迅速發展的新首都堪培拉，建筑工程突然停頓，造成7000人死亡。工人被解雇，負責發展這座城市的機構聯邦首都委員會被廢除。
悉尼海港大橋
悉尼海港大橋是一個偉大的勝利，始于1923年4月，使大蕭條期間的許多澳大利亞人受雇，直到1932年開放。1932年3月19日，它終于被打開。
新南威爾士州勞工部長杰克·朗（Jack Lang）將在南端切一條緞帶，開啟橋梁。然而，1931年成立的都柏林出生的古董商和新衛隊成員弗朗西斯·德·格羅特上校反對勞工，大刀闊斧地用馬刀砍斷綬帶，宣布橋開。絲帶被匆匆扯下，朗進行了正式開幕式
大蕭條時期的總理
勞工部長詹姆斯·斯庫林是澳大利亞第一位天主教首相，也是第一位成為愛爾蘭血統的人。他于1929年10月22日在華爾街股市暴跌前一周上臺。他的統治一直持續到1932年1月6日，深受澳大利亞工黨（ALP）內部極度困難的經濟條件和內部政治問題的困擾。
前塔斯馬尼亞州州長約瑟夫·里昂（Joseph Lyons）曾是蕭條時期的斯庫林政府的一位部長，負責郵政署長，工程和鐵路部門的工作。他主張經濟政策包括平衡預算和減少政府開支，這被ALP核心小組拒絕。
1931年1月26日辭去內閣職務后，里昂叛逃ALP，成為“澳大利亞聯盟”，后來成為聯合澳大利亞黨（UAP）。以里昂為領導者，新的UAP促成了Scullin勞工政府的滅亡，并于1932年1月6日成為總理。
與此同時，在新南威爾士州的重要國家，勞工部長杰克·朗曾經提出了維持工資和利用貸款來創造公共工程的計劃。他1931年的經濟“郎計劃”遭到了斯庫林聯邦工黨政府的拒絕，并對國內生產總值的內部危機做出了貢獻。
郎朗已經決定不對英國的貸款支付利息，公然藐視聯邦政府，雖然其他國家也扣留了付款。里昂總理介入并支付了所欠的利息，然后通過了一項法案，從新南威爾士州收回這筆錢。1932年5月13日，新南威爾士州州長菲利普·比爾（Philip Game）駁回了朗。
在大蕭條的影響和ALP內部的問題相關的困難之后，里昂能夠為政府帶來穩定。他共同擔任了亞太經合組織七年，并繼續執政，直到1939年4月7日任職。他是澳大利亞政治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總理之一。
讓澳大利亞再次工作
在大蕭條之前，聯邦政府沒有集中的失業援助計劃。除了慈善機構的救濟，機構和私人機構的拼湊，貧困人民不得不依靠國家政府貸款經常資助的就業項目和公共工程項目。
華爾街崩潰后，聯邦政府撥款100萬給各州，為失業者提供救濟。希望用于道路工程的錢也能騰出資金幫助其他地區的失業者。但失業人數繼續增長。
1930年7月，又向各州提供了100萬美元用于擬議的公共工程（只有利潤足夠償還貸款償還利息的項目才被接受），隨后在同年12月再有50萬。所產生的大部分工作都是艱苦的體力勞動。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州惠靈頓山首腦會議所建的狹窄道路就是澳大利亞失業人士正在進行的各種項目的一個例子。
詹姆斯·斯庫林（James Scullin）的工黨政府內部的黨派糾紛和通貨緊縮的經濟政策無法為大蕭條帶來多少緩解。當他的政府在1932年初被選出時，澳大利亞已經比世界其他國家更加感受到經濟災難的影響。
即使在里昂的UAP上臺之后，澳大利亞的復蘇緩慢。在里昂較為保守的統治下，澳大利亞重新建立了與英國的聯系，力求在解決經濟問題上率先發揮作用。與美國，日本的貿易往來不利，英國和澳大利亞傾向于遵循英國的綏靖政策，以防止與歐洲的法西斯勢力的戰爭。
正如溫迪·洛溫斯坦（Wendy Lowenstein）所寫的那樣，蕭條并沒有明確的開始和結束，個體以不同的方式經歷了經濟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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